香港殯葬文化的文學書寫——以《破·地獄》與《身後事》為雙重視角
在正式展開論述之前，不妨先思考一個問題：您所參加過最難忘的葬禮是怎樣的？
在香港，您或許會在同一場葬禮上，目睹喃嘸師傅進行破地獄儀式，而旁邊卻安坐着天主教神父——這種看似矛盾的場景，恰恰是香港殯葬文化的常態。2024年，電影《破·地獄》與《身後事：香港殯葬文化探尋》等著作相繼問世，將向來低調的香港殯葬文化推向公眾視野。這兩部作品，一為影像敘事，一為田野記錄，共同構成了關於香港殯葬文化的兩種重要書寫方式。
本文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將透過《身後事》描繪香港獨特的殯葬業現實生態；第二部分則運用書中的理論框架，解構電影《破·地獄》的文化符號；第三部分則通過跨文化比較，回歸兩者殊途同歸的核心——人文關懷。
第一部分 《身後事》中的香港殯葬圖景
香港作為華洋雜處的國際都會，其殯葬文化呈現出多元交融的鮮明特徵。這種多元性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自一八四二年開埠以來，香港既是內地移民的匯聚之地，亦受英國殖民管治影響，華人傳統喪葬習俗與西方宗教儀式在此交匯，從而奠定了「華洋共處」的文化底色。
首先，是信仰的多元性與實用主義傾向。香港市民中無宗教信仰者約佔百分之六十一，然而約有七成的家庭在喪禮上會採用道教儀式。這種「生前未必信，死後依俗行」的現象，深刻反映了香港文化的實用主義傾向——儀式關乎家屬的心理需求：既要讓逝者「走得體面」，也要讓生者「做得足夠」。黎志添教授指出，道教儀式已融入民間生活，其人文精神正體現在這種民間化的活力之中。
其次，是行業的變遷與專業化進程。傳統的「長生店」多為家族世襲，遵循「傳男不傳女」的行規。自一九三零年代香港首間殯儀館出現後，加上二戰後居住環境日趨擁擠，喪禮逐漸從家庭空間轉移到殯儀館進行。香港的殯儀從業者更形成了「一文一武」的分工模式：「文」指殯儀經紀，「武」則指南嘸師傅。這正是《破·地獄》中道生與文哥衝突的真實背景。
再者，是儀式的當代轉型與文化調適。自一九七零年代以來，殯葬儀式呈現「簡略化」趨勢，火葬普及率已超過九成。紙紮祭品從傳統的「金山銀山」，演變為紙紮iPhone、紙紮愛馬仕，反映出消費文化對死亡領域的滲透。道教儀式與天主教信仰並存、傳統義莊與現代殯儀館共生——這種混雜性，使香港殯葬文化成為映照城市文化性格的一面鏡子。這種多元混雜的文化土壤，正是香港殯葬文學書寫得以生發的根基——無論是紀實還是虛構，都在回應這座城市的生死命題。
1.2 《身後事》的文學文化意義
《身後事》一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其學術觀察，更在於它作為一部紀實文學作品所獨具的感染力。作者梁偉強擁有逾二十年殯葬物流從業經驗，曾處理超過一千具遺體的空運進出口、骨殖及骨灰運送，以及凶宅處理個案。這種親歷者的身份，使書中的記錄不再是隔岸觀火的學術論述，而是一個長期與死亡打交道的人所留下的現場筆記。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聚焦殯葬行業發展與實例，包括殯葬物流業處理「非自然死亡」個案的實務分享，以及資深從業員鄺汝溡撰寫的「禁忌行業」軼聞；第二部分探討香港不同宗教、文化的殯葬習俗，從墳場歷史、廟宇功能到東華義莊的「落葉歸根」意涵；第三部分「從死看生」則涉及安樂死、預設醫療指示等生死教育議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書中的人文關懷。東華義莊這座始於十九世紀末的設施，作為「中轉站」，承載着海外華人「落葉歸根」的願望。然而，沙嶺公墓卻讓作者倍感悲涼：無人認領的遺體在七年後會被成批火化，最終只剩下一串編號。沙嶺公墓的設立，源於香港土地資源極度緊張的現實——市區墓地早已飽和，新墳只能向新界邊緣地帶拓展。無人認領的遺體在七年後火化，不僅是制度規定，亦是土地資源壓力下的無奈之舉。這引向全書的另一核心：香港的生死教育仍然缺失，亟待社會重視。
與這種制度性冷漠形成對照的，是梁偉強為孤身離世的新西蘭婆婆自辦「一人喪禮」：「至少讓她有尊嚴地走」。一邊是「一生作為，到頭來連名字也沒有」的悲涼，一邊是「為她多走一步」的溫暖——沙嶺公墓的「無名者」與新西蘭婆婆的「有人送別」，形成了一組深刻對照：一個是被制度遺忘的群體，一個是因個體善意而被記住的生命。二者共同叩問：被遺忘者的遺憾，又該由誰來安放？
這些真實的困境，與電影《破·地獄》形成呼應——二者共同指向同一命題：殯葬儀式不僅是超度亡者，更是為了安頓生者。《身後事》用冷峻的筆觸記錄現實，《破·地獄》則用詩意的鏡頭叩問人心。一實一虛，一靜一動，卻共同指向同一個答案：殯葬的本質，是為生者尋找繼續前行的力量。
第二部分 影像寓言——《破·地獄》的生死哲學
2.1《破·地狱》電影概要
電影劇情簡介：疫情過後，婚禮策劃師魏道生為求生計，轉行接手一間殯儀館，與傳統喃嘸（na mo）師傅郭文相識。郭文擅長「破地獄」儀式，起初鄙視魏道生對逝者的輕慢。為求生存，魏道生引入各種新潮殯葬服務，二人衝突不斷。一次處理腐屍的棘手個案，讓魏道生體會到善待逝者的重要性，開始虛心學習，逐漸獲得郭文認可。
郭文與子女關係緊張，兒子志斌為兒入學改信天主教，觸怒父親；女兒文玥因女性身份，被傳統「傳男不傳女」的觀念排斥，不得參與祖傳儀式。郭文中風後，志斌為兒子學業出國，女兒照顧郭文，郭文與女兒關係破冰，臨終前感悟到除超度亡魂，更應關懷生者。
郭文去世，留下遺書，魏道生為完成其心願，在葬禮上破例讓文玥與兄長共同主持「破地獄」。此舉雖引發傳統派抗議離場，但文月也解開了心結。
《破·地獄》的主旨： 表層的故事在於如何破除逝者的地獄、為其解脫超生; 中層的涵義在於如何認知並破除生者的地獄、使生者能夠解除各種生存的枷鎖;內層的更深刻思辨在於如何破除自我的地獄、真正地解脫自我。
2.2作為香港文學母題的「破地獄」
閾限空間：生者與死者、此岸與彼岸之間的過渡地帶
仲介角色：承擔“渡人”職能的邊緣化職業者
象徵動作：“破”作為打開、解放、重構的隱喻
1. 破除死者的地獄，破除生者的「地獄」
作為香港文學母題，「破地獄」首先體現在對死者的超度與對生者的救贖兩個層面。香港文學中的「破地獄」母題，常常以死亡為切入點，揭示生死關係的複雜性，以及生者如何通過面對死亡來獲得心靈的慰藉。
電影《破·地獄》通過五個特殊案例，展現了這一母題的雙重意涵：
•死者地獄的破除：通過儀式引導亡魂超度。
•生者地獄的破除：通過儀式幫助生者釋放情感、獲得慰藉，如幫助喪子母親完成心願、協助同性戀者與情人告別等案例。
導演陳茂賢在影片中巧妙地將「破地獄」從宗教儀式轉化為一種心理療愈工具，通過儀式的莊重與神秘，既給予死者最後的尊嚴與安寧，又幫助生者直面死亡、釋放情感，從而獲得心靈的解脫。
2.3破除自我的「地獄」
（1）電影《破·地獄》給出的樂觀答案
「破地獄」的終極維度，是破除「自我的地獄」——也就是個體的身份焦慮與存在困境。
（略）魏道生的「自我地獄」，是身份的撕裂：從婚禮策劃師到殯葬經紀人，從「製造浪漫」到「處理死亡」，他始終無法接納自己的新身份——甚至在和女友美玉約會時，都不敢說自己的真實職業，只說「在做服務業」。最後經歷種種他才突然明白：「不管是婚禮還是葬禮，都是在幫人完成告別——婚禮是和過去的自己告別，葬禮是和逝去的人告別」。
主要（而文玥的「自我地獄」，則是對「女性身份」的自我懷疑：她因父親的「女性不潔」偏見，長期自我否定，甚至在成為消防急救員後，都不敢在同事面前提起自己對喃嘸行業的興趣；直到她主持父親的「破地獄」儀式，才終於確認了自己的價值——「我不需要父親的認可，我只需要自己的認可」。
但電影的處理方式是十分理想化的，實際上在拍攝過程中，最初依舊沒有喃嘸師傅願意教文玥的扮演者「破地獄」儀式，最後由兩個師傅一人教了一半，也就是說放在現實生活中，文玥很難和自我和解，因為夙願沒有達成。而在看這部電影時我想到西西的一部短篇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則有更加寫實的視角。
（2）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留下現實的疑慮
唉唉，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其實是不適宜與任何人戀愛的，或者，我該對我的那些沉睡了的朋友說:我們其實不都是一樣的嗎?幾十年不過匆匆一瞥，無論是為了什麼因由，原是誰也不必為誰而魂飛魄散的。夏帶進咖啡室來的一束巨大的花朵，是非常非常地美麗，他是快樂的，而我心憂傷。他是不知道的，在我們這個行業之中，花朵，就是訣別的意思。
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女主角「我」是一名遺體化妝師，小說以女主角坐在咖啡廳等待男友夏的到來作為結尾，全書通篇是她的內心獨白。她的意識在過去與現在之間自由跳躍——想起怡芬姑母的遭遇、想起朋友們的離去、想起母親的勇敢她反復念叨的那句——「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其實是不適宜與任何人戀愛的」——成為貫穿全文的一句話。因為遺體化妝師與死亡、屍體有著緊密與接觸的關係，因此沾染了人們對於死亡及屍體的恐懼與禁忌，個人信仰與大眾對死亡的恐懼，這樣的矛盾令女主角在心理層面上發生一次自我解構，而結局的開放性，則將女主角的命運懸置在未知之中。
該如何對自我進行「破地獄」，超度自我，這始終是一個人在一生中都要思考的問題。
「破地獄」的生死哲學
「破地獄」母題的核心，並非對抗死亡，而是接納生死的連續性——它不是宗教意義上的「超度」，而是哲學意義上的「和解」。這種哲學，並非憑空產生，而是深深植根於香港的歷史與文化土壤。
從宗教溯源看，「破地獄」儀式源自佛教「目連救母」的傳說，道教將其演化成超度亡靈的專屬法事，而香港則因殖民時期的文化融合，將其保留為殯葬文化的核心儀式，並在2011年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但《破·地獄》電影對這一傳統儀式進行了「現代性重構」：陳茂賢在訪談中明確表示，「破地獄」的核心，不是「破死人的地獄」，而是「破活人的執念」——那些困在我們心裏的偏見、怨恨、恐懼，才是真正的「地獄」。
這種重構，恰好契合了香港的都市性：作為一個高度商業化、高密度的都市，香港人長期處於「生存焦慮」與「身份漂移」的雙重困境——疫情的衝擊、經濟的波動、社會的變遷，讓每一個人都難以找到出口。「破地獄」母題的三重維度，正是對這種困境的回應：
破死者地獄：是對逝去之人、逝去之物的尊重
破生者地獄：是對「執念」的和解與反思
破自我地獄：是對「身份」的重構
正如導演陳茂賢在電影結尾加入的獨白：「有機會來到這個世界一定是賺了，不需要介意什麼時候下車，不如好好欣賞沿途的風景」。這種「向死而生」的智慧，並非消極的「認命」，而是積極的「接納」——它不是讓我們逃避死亡，而是讓我們在有限的生命裏，珍惜每一個當下，勇敢地與自己、與他人、與世界和解。
第三部分 人文回歸——從文學書寫到生命關懷
當生命終結，生者如何繼續？
這個問題看似抽象，卻貫穿於每一場葬禮、每一種喪葬儀式之中。
2024年，香港的這兩部作品以不同的書寫方式，將這個問題帶入公共視野。前者是田野記錄，後者是影像敘事；但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樸素真理：殯葬文化的本質，從來不只是處理死者，更是安頓生者。
沿著這個線索，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中國版圖，選取三個案例——來探討不同文化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回答「生者如何繼續」這一根本問題。
3.1、三種向死而生的文化表達
1、藏族天葬：身體的徹底消解
首先是藏族天葬。人死後，遺體被肢解餵食鷹鷲，以食盡為吉。這源於佛教「捨身飼虎」的理念：死亡不是終結，而是對眾生的最後布施。身體被徹底消解，靈魂得以輕盈升天。這是藏族人一種極致的「放下」。
2、肖江虹《懸棺》：身體的安置與精神的皈依
肖江虹在《懸棺》中，描繪了貴州深山裡的攀岩採糞人。這群在絕壁上討生活的人，日常與萬丈深淵為伴，生命如懸絲，卻由此衍生出一套迥異於世俗的生死邏輯——「生生死死掉個頭，好似睡覺翻個身」。在他們眼中，生是勞頓與危險，死反而是安歇與團圓。
小說中最具衝擊力的設定，莫過於將棺材稱為「老家」。這裡的「家」字，顛覆了世俗對「家」的定義：它不是生者安居的屋舍，而是死者魂歸的居所。每個男子從十四歲起便開始為自己置辦棺木，此後數十年，這具棺材便如影子般伴隨其生命歷程。死亡因此被去除了恐懼與未知的色彩，成為一項有準備的、莊嚴的儀式。
小說中的懸棺習俗雖然紮根於貴州地域文化，但經過了文學的重構與想像。而其實現實中的懸棺葬，承載著三千多年的歷史積澱，至今仍在黔南山脈間延續著它的生命。
3、大理巍山白族輓聯：身體的符號替代與詩化
守孝三年，顏色由粉褪白、由白轉黃。輓聯辭藻瑰麗：「騎鯨天上」「瑤池赴宴」，用詩意將死亡描繪成盛大的遠行。三年孝滿，換上紅聯，「新桃換舊符，來年依舊迎花開」。
在這裡，死亡從未被驅逐出生活，而是被安放在一個恰如其分的位置。不必刻意迴避，也無需過度渲染，只是隨著輓聯的漸變，自然而然的過去。而門上那一副副輓聯，既是寫給逝者的送別詩，也是寫給生者的啟示錄：生如花開，死如遠行，來年依舊，春天會來。
3.2、從身體到符號：喪葬書寫的邏輯進路
這三個案例看似無關，卻暗含一條清晰的邏輯進路：從身體的消解，到安置，再到符號替代。
這三種方式，恰好對應三種「書寫」死亡的媒介：天葬是身體書寫，以儀式操演傳遞生死觀；《懸棺》是文學書寫，以虛構再現現實葬俗；巍山輓聯是文字書寫，以符號意象完成告別。
再回看前面部分，《身後事》與《破·地獄》，則分別代表了學術書寫與影像書寫。這五種書寫形態，共同構成了一個關於死亡的「書寫譜系」。
不止如此，放眼世界，喪葬文化的多樣性遠超我們的想像。每一種書寫，都在為人類面對死亡時的多重可能添加新的思考。
3.3、喪葬書寫的理論內涵
至此，我們可以對「喪葬書寫」這一概念進行理論總結。
它具有雙重內涵：一是「對儀式的書寫」，即用文字、影像記錄喪葬習俗；二是「儀式本身的書寫性」，即每一場葬禮本身就是一次意義建構的行為。
從功能層面看，喪葬書寫發揮著三重社會文化功能：
其一，是安置逝者。通過為亡者確立一個歸處——無論是崖壁上的洞穴，還是符號世界中的祖靈之位——將死亡從純粹的生物學終結，轉化為一場具有文化秩序的事件。逝者由此被安放於空間之中，也安放於記憶與象徵之中。
其二，是撫慰生者。喪葬儀式以一套嚴謹有序的規程，將個體無從安放的悲痛納入集體的節奏：何時舉哀，何時完成哀悼的過渡，皆有章可循。正是在這種共通的儀式中，私人化的哀傷獲得了公共性的承載，個體的失落被編織進共同體的情感網絡。
其三，是建構意義。死亡因其不可言說而令人惶惑，而喪葬文化恰好提供了一套可理解的解釋框架——或以「騎鯨天上」賦予死亡以詩意，或以「回歸祖靈」賦予死亡以歸宿，或以「往生輪迴」賦予死亡以延續。正是這些闡釋，維繫著族群的世界觀，也為生者提供了一個在終極失落面前依然可以立足的意義支點。
結語：書寫的倫理
喪葬書寫的最終意義，不在於教我們如何死去，而在於提醒我們如何活著。面對別離這一永恆的人生課題，文學以其命名、敘事與見證的力量，幫助我們完成一次次向死而生的修行——在有限的生命旅途中，認真欣賞每一段風景，然後，從容下車。
正如《身後事》的寄語所言：「死亡並不是可怕的結束，經由逝去，我們才知生的可貴。願我們以盎然的生，和無畏的愛，祭逝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