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與邊緣」——從《感冒》《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的形象建構看西西女性意識
彙報人：黃佳茵、丁琪琪、沈巧婷、王家其、朱芳菲、吳彥慧、吳宣萱、歐其晟
第一章 緒論（黃佳茵）
西西作為香港著名作家，其創作風格先鋒前衛，並且以「變化瑰奇」著稱。在當代華文女性文學史上，西西的作品亦佔有一席之地。她刻畫了許多與女性有關的作品，如《哀悼乳房》《堊墻》《母魚》以及「白髮阿娥」等系列作品。其中小說《感冒》以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均展現出了女性對自我意識的覺醒與探尋的過程，《感冒》用第一人稱內視角深刻揭示了女性在愛情與婚姻中的邊緣地位，《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則是用個人型敘述聲音展現了作為入殮師的「我」在愛情與社會偏見中輾轉掙紮的過程。西西的女性作品均體現出了她對女性的深切關懷，艾曉明教授曾對西西創作中的女性經驗予以肯定：「聚焦被遺忘和忽視的女性經驗, 具有開闊的思想視野、愛智慧的精神和洋溢的好奇心, 與卡爾維諾等小說家有同樣的求知欲。」
女性主義與女權主義普遍認為是Feminism的兩種譯法，有學者認為「相較於『女權主義』，『女性主義』從字面上隱去了對權利與權力的伸張，並且有一種差異主義的內涵，因而該譯法出現的頻率變得更高。」本報告只有在部分縮略語使用「女權 」，並不作具體詞義的辨析。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在女性主義運動中產生的，它作為女性主義思想在文學领域的延伸，旨在揭示文學作品中性別權力的不平等，並提倡女性應有的權益和地位。「女性意識是指把女人也當做『人』的意識，是把女人視作與男人共同構成人類的意識。在文學中，表現為張揚女性的主體性，關注女性自我、女性的生存、發展和解放的意識。」女性意識作為女性主義批評的基本與核心概念之一，肯定了女性自身的經驗與價值。西西在作品中讓女性發聲，運用女性視角來觀察家庭與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體現出了鮮明的女性意識。
本研究旨在運用文本細讀法來深入剖析小說《感冒》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的女性與男性形象，並結合敘事理論、作家立場及個體面向三個維度，來共同探討這兩部作品所呈現的「中心與邊緣」現象，以此挖掘出西西小說隱含的女性意識及其對個體生存意義的深刻觀照。研究西西作品中的女性意識，一方面能夠對西西的文學創作進行深入解讀，揭示其對女性問題的獨特見解，並且能夠進一步肯定西西在香港乃至華文女性文學創作中的重要地位和貢獻。
第二章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丁琪琪、沈巧婷）
在西西筆下，《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和《感冒》都以愛情作為主題，描繪現代女性面對愛情時的兩難困境，以此表達西西對現代女性生存狀況的思考。在這兩部作品中，兩位女主人公的敘述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故事由她們的心理活動開展，細膩地展現出她們面對愛情時矛盾、困惑、焦慮等多種心理狀態。此外，還有母親的形象，與她們形成對照。
一、入殮師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女主人公有著特殊的職業：為死者整理儀容儀表，即所謂的入殮師。故事十分簡單，她在咖啡廳等待男友夏的到來，她打算帶他去自己工作的場所看看。在這個過程中，她的意識不斷流動，不同回憶交織，推測男友夏的反應。
對於男友的反應，她起初是自卑的，因為朋友們先後都因為她的職業而離開了她，社會對她的長久鄙夷與排斥，使她自己都認為「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其實是不適宜與任何人戀愛的」，這也是小說開篇的第一句話。
可她並不是怯懦的，她也有自己的自尊和勇氣。她並不以自己的職業為恥，認為這種事總該有人去做。而且她瞧不起那些在愛情面前對命運低頭的人：被入殮師工作嚇跑的姑母的戀人、不知為何與弟弟分離的女友、自殺殉情的情侶……通過回憶中對這些人的描述，可以窺見她的勇敢：她不會屈服於現實，完全接納地了自己的職業。在結尾處，她靜靜地等待男友到來，但心態已然轉變，沒有了先前的慌亂：「幾十年不過匆匆一瞥，無論是為了什麼因由，原是誰也不必為誰而魂飛魄散的」。
在傳統意義上，人們對於女性的職業想像一般都是醫生、護士和老師，可是西西卻從「入殮師」的角度入手，直面死亡，表達了這位女性為死者化妝，以及修補死者的屍體的職業。在某種程度上，為社會上的一些小眾職業的女性發聲，以及為他們的愛情觀、友情觀和家庭觀作出考慮，引起讀者的反思。
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西西通過女主角的心理活動，展現出社會對女性賢妻良母式的期望與職業女性希望在職場有所追求的衝突，而這導致了職業女性在愛情方面的困境。
二、病人
在《感冒》中，女主人公虞小姐是一個病人，在開篇，虞小姐自述「我的感冒怕是永遠也不會痊愈了」當然不只是因為她生理上的感冒疾病，更因為她的心病。
虞小姐是一個傳統家庭的女生，她性格內斂，工作穩定，在家人看來，她唯一的「問題」便是三十二歲還未結婚。當她迫於家庭的壓力和父親朋友的兒子訂婚後，她與以前暗戀的同學楚重逢，兩人墜入愛河。在和楚重逢的那一天，她就染上了感冒，追求愛情的衝動與自己已經訂婚的壓抑現實讓她患上了病。
虞小姐起初是怯懦的。她與楚分手，和未婚夫完婚。但婚後生活的壓抑使得虞小姐越病越重，她不想當一條枯魚。最終，在一次游泳中，她感到「說不出的清快」，於是她帶著楚的信，毅然離開了家庭。故事留下了開放式的結尾，虞小姐未來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她現在終於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了。
通過《感冒》，西西傳達出另一種現代女性的困境：女兒很難永遠依附於父母家，她們被父母視為需要及時脫手的商品，尋找另一個男人的庇護。
而且，在西西的《感冒》作品中，虞小姐隱喻着渴望愛情的小姐的意思。因為「虞」的讀音跟「魚」相近，所以隱喻着愛情的意思。在《詩經》中，「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而且，虞小姐被家庭醫生稱呼為「小魚兒」，所以透過人物命名，可以看到西西對於人物愛情觀和婚姻觀的塑造。
三、媽媽們
在這兩部作品中，皆有母親的形象出現，她們與女主角相互映照，體現出兩代女性的矛盾與困境。
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怡芬姑母收養了父母雙亡的女主角，並且將入殮師的手藝傳承給了女主角，讓她能夠自食其力達成經濟上的獨立自由，繼承她的衣缽。怡芬姑母的戀情也給女主角帶來巨大影響：曾經山盟海誓的戀人得知職業後拔腿就跑。於是怡芬姑母愈發沉默寡言，並且終身未婚。正是怡芬姑母的經歷，使女主角不斷悲觀地想象男友夏也會嚇得匆忙逃離。
而《感冒》中虞小姐的母親則是一個傳統的家庭主婦形象。母親同父親一起關心虞小姐的婚姻，視之為終身大事，但她並不關心虞小姐的想法，而是問丈夫「依你的意思呢？」，然後按照丈夫的意願定下了虞小姐的婚姻。在這篇小說中，母親更像是父親的附庸，這也是虞小姐作為家庭附庸的生活狀態。
第三章 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王家其、朱芳菲）
一、 理想與現實伴侶形象對比—《感冒》的未婚夫和楚
（一）楚——理想伴侶形象
《感冒》中對楚的穿著描寫，「素色襯衫」，體現出他的乾淨氣質；這是符合小魚對理想伴侶的外觀想像。除此之外，小說中提到，楚願意一同陪「我」看音樂會，並且會給予積極回饋，還會同「我」喝紅酒、咖啡，這是體現出楚和「我」兩人在興趣層面不謀而合，趣味相投，進一步說明楚是可以和小魚在精神層面存在共鳴的，這符合小魚對理想伴侶的一種精神同頻共振和靈魂上的需求。後文中，楚一再提出想和小魚為愛出逃，並為小魚提出可以解除婚約、不介意「我」婚前懷孕等的觀點，但面對思想包容開放的楚，「我」對楚的回應始終處於婉拒的態度，均以「我已有婚約，父母朋友已經都在幫忙籌備」為由，一次次將作為她心目中理想伴侶的楚推出界外。「和一個雖不討厭可也說不上真愛的人結婚，是由於外來的壓力麼？是父母，是經濟、社會的壓力？但嚴格而言，主要還是來自她自己。」深究到底，這是她的生存狀態及生存環境導致的，她的生存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且一直受家庭、社會、思想習見的束縛和壓抑，在理想伴侶和現實伴侶的選擇之間彷徨掙扎。
經由西西對楚的描述，我們可以觀照出：迫於道德禮義層面，女性受到家庭和社會觀念的束縛，無法追求自己理想的伴侶和婚姻生活，對婚姻並無絕對的主體抉擇權。
（二）未婚夫——現實伴侶形象
作為與楚進行對比的未婚夫，他以現實伴侶形象出現。未婚夫的形象在小說中實際上成為了女性被物化的一種象徵。未婚夫的形象在小說中顯得模糊而平淡，他是一個端正典雅的人，有一份良好的職業，過著穩定平靜的生活。他與小魚的交往也僅限於表面的禮貌和客套，缺乏深入的情感交流。
這種婚姻關係更像是一種社會契約，而非基於愛情的結合。從未婚夫角色視角出發，「我」在婚姻適配過程中更多地被用作滿足男性對伴侶期待的一種工具，而非一個與未婚夫有深厚情感聯繫的伴侶。
在父母和社會的眼中，他代表著穩定、安全和合適的婚姻對象，而女主角則被視為需要被安排、被嫁出去的對象。經由未婚夫形象透出的男性「擇妻」觀念，忽視了女性的主體性和情感需求，將女性視為婚姻市場上的商品，需要按照社會的標準和期望來「配對」。
他在追求小魚時，佯裝喜歡看音樂會，從而刻意偽裝個性，迎合女主角的愛好，僅為獲得心儀女性的青睞。直至追求成功、步入婚姻後，他撕去偽裝的面具，露出他本有的面目：「在聽音樂會的時候，他像塊「木頭」 。」透過西西對未婚夫這一現實伴侶形象的刻畫，女性的「物化」亦得以進一步呈現，女性在戀愛和婚姻關係中被當作戰利品，「我」是未婚夫追求成功的一份「顯性」榮譽。
透過西西對未婚夫和楚兩位男性形象的刻畫，我們可以觀之，男性往往將女性視為自己的附屬品或工具，而女性則可能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逐漸接受並內化自己的從屬地位。
二、 家庭父權制下的男性想像和男性焦慮
（一）男性想像的恐懼感
在《感冒》中，「我」的孤獨不僅來源於家庭生活的壓抑，也來源於家庭生活的壓抑導致的封閉的精神世界和狹隘的生存空間。父親「為了我這般寂靜而擔憂」，不認為我的生活是圓滿的（即使我已經生活得很好），以其權勢迫使「我」，以高位姿態訊問她「竟沒有一個朋友嗎（談戀愛）」，因而她總被視之為「大麻煩」被拒之門外。強勢的父親眼中，家庭身份殘缺的女性其人生是不完美的。女性如果挑戰社會傳統賦予她們的職責如婚姻、生育等，必將遭受更大的人生苦難。不管女性創造了多大的社會價值，都不能掩蓋家庭價值缺乏的遺憾，女性只有回歸傳統倫理才能獲得幸福，女性人生的意義也正在於此。《感冒》中通過父親這一形象和與之相關的情節，表達了男性試圖通過「父權話語」對女性從倫理上加以規訓，使其走上父權文化正途的欲望。
（二）男性缺位的焦慮感
在同一個家庭中，女性和男性同為子女，待遇卻天差地別。軟弱的弟弟代表著一種男性缺位和焦慮。弟弟的角色較少出現，即使出現也是作為一個被刻意模糊掉年齡的角色，常常依附於其他人進行活動，我們可以把他看作是一種抽象的男性焦慮。加在弟弟身上的約束是薄弱的、無力的，而加在小魚身上的枷鎖卻十分沉重，另一層面表現出男性對於女性力量發展過程中的焦慮和不可控制性。於是就出現了男性針對女性的社會期望，而這種社會期望正是以父親和弟弟為代表的傳統父權勢力以傳統血緣文化和道德規約力量規訓擁有血緣關係女性，齊心協力將她從一些男人的的控制下驅趕到另一些男人的控制下，趕回封閉的家庭空間和邊緣地帶。從父親和弟弟這兩個角色抽象出的父權制其實象徵著套在女性身上的一個緊箍咒，牢牢把女性限制在家庭這種小範圍的私人領域內，發揮喪失其主體性的「賢內助」的次要作用，處於一種被社會邊緣化的地位。
第四章 多重意義的「中心與邊緣」——西西女性意識與生存反思
一、走進文本：男性人物與女性人物之「中心與邊緣」——女性中心敘事（吳宣萱、吳彥慧、歐其晟）
（一）敘事視角與主體身份構建
在女性主義敘事學理論中，敘述視角與性別政治有著密切的聯繫。在絕大部分作品中，故事的主導地位是男性佔有，整部作品也以男性為主體展開。女性的存在變成男性的附屬與陪襯，被迫擁有被動的身份、承擔烘托男性的作用，有時甚至僅與一個漂亮的臺燈等同。
西西的《感冒》《像我》則都以女性為敘事主體，「看」與「被看」的關係由此發生轉換：女性不再是「被看」的客體對象，反而可以基於自己的生活經歷對男性做出價值判斷，相較以往擁有極大的敘述權力與自由。《感冒》當中的虞小姐對未婚夫和楚有著不同的感受，想起楚時她總是聯想到「素白衣衫」「燈草絨的褲子」「涼鞋」，這一切潔淨與美麗的事物又與女性氣質緊密關聯，能夠喚醒她對理想愛情的嚮往；未婚夫則只是個「天天生活在一起卻非常陌生」的、會在音樂會上打呵欠的人。女性角色以第一人稱內視角敘述，有效縮短了讀者和「我」的距離，更容易共情主人公在新婚前的痛苦與掙扎，從而產生對女性主體價值的認同。
與之相對地，男性角色直接出現的篇幅較少，其形象往往以有限全知式的第三人稱視角來表現。《感冒》中的醫生、父親、弟弟、未婚夫和楚是如此，《像我》當中的夏、父親和年輕的兄弟更是。「我」甚至沒有問過夏對於入殮師這一職業的看法，就能夠通過朋友們的反應推斷他的訣別，直到故事結尾，作者也沒有將夏本人的回應展示在文本中。對於父親僅提及他的職業也是入殮師，但母親卻願意為愛情嫁給他，更反映出女性生存境遇的可悲。在這兩部作品中，男性角色最大的作用是表現女性，他們本身的主體性就此被淡化，也逐漸走向敘事的邊緣。
性別與視角相互關聯，敘述者對視角選擇的背後往往蘊含著意識形態內涵。西西在其作品中讓女性承擔聚焦者的角色，借助第一人稱內視角和有限全知視角調換敘事中心與邊緣，幫助女性主體身份的構建。
（二）敘事聲音與女性話語權威
熱奈特在區分視角和聲音這兩個概念時，指出「視角」研究誰看的問題，即誰在觀察故事；「聲音」研究誰說的問題，指敘述者傳達給讀者的語言。在女性主義學者看來，女性的「聲音」代表著女性身份和權力。失去了言說的能力，婦女就被拒斥於公眾社會的門外，成為種族繁衍的工具或象徵秩序中的一個空洞的符號。
關於敘述聲音與話語權威的關係，蘭瑟在自己的著作中進行了充分的探討與研究，並將敘述聲音分成三種，分別是：作者型敘述聲音、個人型敘述聲音、集體型敘述聲音。這三種不同的聲音代表著構建話語權威的三種不同的方式，以及形成某種以女性身體為形式的女性主體的權威。
西西對女性多元的敘述聲音的運用，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男性的話語霸權，並著手構建了一個女性話語場域。作者型敘述聲音明顯在敘述過程中具有一定優勢，文本對隱含作者沒有做標記性引入，讀者更容易接受敘述者的價值觀念；個人型敘述聲音通常以「我」為主角，類似於第一人稱敘事的文本，更多代表著主人公「我」的想法和觀點。《感冒》和《像我》都以「我」為中心展開故事，敘述過程主要展現女性內心深處最隱秘、真實的所思所想，將男性角色的發聲空間擠壓，更容易讓讀者站在女性的立場思考問題，突顯了女性主體意識；與此同時，《感冒》是對大齡單身女性處境的真實寫照，而《像我》圍繞女性入殮師的自述展開。「我」的職業與父權社會下理想化的女性形象相去甚遠，並因此受到無數冷遇，完全可以作為典型代表上升至整個社群。借處在社會邊緣的女性的個人型敘述聲音抨擊社會沉屙，將個人聲音推到公眾面前，實際上也是集體型敘述聲音中「單言」形式的表現。
可見西西借助作者、個人、集體型敘述聲音策略，有效傳達出女性聲音，完成女性話語場域的多元構建。
二、回到「西西」：「溫和女權」與「激進女權」之「中心與邊緣」——「西西立場」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感冒》都是以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展開敘述的，雖說不能將作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與作者本人混為一談，但我們仍可以從作品情節、人物設置中看出西西對於女性現實處境的立場與看法。
西西在《感冒》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都以一個經濟獨立、感情遭遇挫折、長於自省的女性作為故事主角，並藉助兩人的視角觀察主流語境下的女性生活。這樣的作品提供了一種以女性敘事為中心、男性敘事為邊緣的文本語境，供我們將其與現實中男性話語為中心，女性話語為邊緣的社會相對照。
雖然西西的作品中呈現了女性主義議題並清晰地表明瞭自己的立場，但我們仍不能斷言她是一位「女權主義者」或者說「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一方面因為西西常從形而下的現實生活的細節處入手寫作，以小見大地反映社會情境，少有形而上的「鼓吹」式宣揚；另一方面，「激進」女權主義常通過否定當前男性話語來確立女性話語的地位，但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我」為夏說明：「為什麼他要特別勇敢，為什麼一個人對死者的恐懼竟要和愛情上的膽怯有關？」這句話體現了西西筆下的女性敘事無意呈現男女對立，更注重人類的個體生存體驗。再者，從《感冒》與《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兩部作品來看，西西只做了對筆下人物所經所想的呈現，沒有設置明確的故事結局。而沒有明確的故事結局也說明西西在看待女性議題時沒有明確宣揚的女性主張，因為無論哪個結局，都有可能對人產生引導作用——比如小魚離婚後與楚相愛就是主張反抗父權支持婚戀自由。西西無意作這樣的表達，她的寫作重心在呈現女性生活狀態、女性對自身精神世界的審視上。這樣看來，西西對社會議題的觀察與記錄涉及到女性議題，但不足以讓她成為一個「激進女權主義者」，或許我們可以將她視作「溫和派」女性主義的一員。
同時，我們也能從「晚近若干英美女性主義者把history一字拆讀，引申出所謂的「歷史」就是男性霸權中心的產物，換言之，即是偏頗的、他的記憶；揚言須另塑herstory一字，以示抗衡。我呢，從寫作的角度著眼，卻似眾裡尋他千百度，忽爾重逢，禁不住說聲Hi,story：故事，你好」中看到西西的溫和派立場。
激進女性主義作為女性主義中具有反叛性、尋求根本變革的一個重要流派，在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運動浪潮中逐漸形成並發展起來。重要代表人物凱特·米麗特（Kate Millett）在其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書中首次引入了父權制（或男權制）的概念，並發展成為激進女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理論。米麗特認為，女性受壓迫的核心根源在於父權制，而非僅僅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她強調了女性在家庭、性和生育等領域的壓迫，並主張通過摧毀男性對女性的統治機制來實現女性的解放；而比起推翻現有秩序，溫和派更傾向于在現有社會結構中尋求變革。
溫和派在女權運動中扮演著廣泛被接受的角色，其鬥爭范式、思維邏輯、均被視為相對適度和合理。相應地，放棄衝突與革命是他們被「認可」的代價及條件。然而，溫和派也面臨著來自邊緣的挑戰，尤其是極端激進與極端保守的女性主義對其進行圍剿與攻訐，這顯示了女性主義內部理念的差異與掙扎。相比之下，激進派處於女性運動的中心地帶，以其代表性、攻擊性和行動性著稱。其核心在於一種「烈度」，即「矯枉必須過正」的決絕態度，這體現了它們對問題解決的迫切與堅決。然而，激進派也因其與男性主導社會結構的激烈對抗而遭受邊緣化，這種「被指認」為激進的過程本身就意味著被極端化與邊緣化，進而影響了其價值判斷與在社會場域中的位置構建。這兩大流派在中心與邊緣的互動中，共同塑造了女性運動的多元面貌。
三、面向個體：立場、話語、生存與超越——最後的「中心與邊緣」
溫和派女性主義作家「西西」筆下所構建的兩性社會關係往往呈現一種「潛在和解」或「懸置和解」的結局，這對於激進派或更具激烈斗爭精神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不僅是作品內容，西西作為一位「女性作家」，這一身份本身也凝結了大量的爭議。積極或樂觀的一方認為女性作家是「意識覺醒的受教育女性」、「社會女性中的有力發聲者」、「文學場域的女權實踐者」；而消極或悲觀的一方則認為女性作家是「飽受規訓的受教育女性」、「男權秩序中的具有地位者」、「文學場域的反女權實踐者」。但無論是哪種看法，它們都忽略了西西作品中有意或無意塑造的兩性「對立——和解」關係，以及這種「中心與邊緣」所帶來的藝術張力和隱藏其後的「西西主張」。
我們在此進入一種幾近「還原主義」的追問中去：「如果她不是溫和女權，她應該不會訴諸兩性和解」，而後「如果她並沒有意圖在小說中表達女權意識，她應該不會採用女性中心的敘事視角/結構」，再然後「如果她不是女權，她應該不會站出來發表自己的立場」。但在這種「還原」的最後，我們無非再次陷入一種「中心與邊緣」的無端猜測，西西和她的作品站在中心，我們只是在邊緣遠遠眺望的人，這種情況反之亦然成立。
整個框題似乎一下子失去了意義，但事實並不是這樣的。我們觀測到的不僅是文學場域裡的詞句，也不只是社會運動的廣泛斗爭，我們還看到了一種微妙的「同構」，以及某些可以呼應現實的東西。
這裡的「同構」並非鮑德裡亞常說的「共謀」（complot）。如果依照上文「激進女權」的邏輯，我們便會將其理解為「被腐蝕而喪失女權先進性的保守派」與「男權統治」的「共謀」，甚至是「文學實踐」與「男權社會」的「恐怖共謀」。但很難說這種判斷在多大程度上與西西有關，亦無法與《感冒》和《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直接關涉。我們只能謹慎地說：西西作品裡的兩性關係得到了一種幾近「釋壓」的表面翻轉，但女性實際上並未跳出「男性秩序」的束縛，而作品最後則流露出了一種「和解」與「消弭」的「溫和性」。這種「圖景」與女性運動源起百年後的當下現實社會是同構的，女性的生存處境不能說是毫無改善的，但一些根源性的東西仍未改變且我們看到女性鬥爭越來越浮於表面，最終在當下形成一種「徘徊不前」的現實局面（即一種「不得不」走向「消弭」結局的可能性）。
那在這個現實的場域裡作家或者說作為普通人的我們還能做什麼？答案實際上就在西西那句近乎寓言式的話語中：「Hi Story」——我將其轉譯為「直面人生」。如果一切運動終將走向符號化、政治化、庸俗化的絕境，我們還有生活和故事。無論是創作還是日常，我們都可以將鮮活的個人生活作為自己的中心，創造自己所想創造的。用個人的「中心」去抵抗一切扁平的、沒有活力的、似是而非的「主流」立場、話語、生存和闡釋。這是一種無關性別而走向「日常」的意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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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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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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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浩彬：＜女性意符與心靈內在——論西西小說的魚＞，（香港教育大學學士學位論文，2019年）。
3. 丁瑞：＜性別意識與敘事策略＞，（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20年）。
三、網上資料
1. 平等機會委員會（EOC）：＜香港的性別平等概況（2022年）＞，2022年9月。網址：https://www.eoc.org.hk/zh-hk/ENews/293-3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政府統計處：＜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24年版）＞，2024年8月6日。網址：https://www.censtatd.gov.hk/tc/wbr.html?ecode=B11303032024AN24&scode=180
封面圖片源自《何福仁：悼念西西，世上很少有如此多面的作家》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41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