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人在陳浩基偵探小說中的雙重作用：敘事功能與精神困境研究(一）
張祺悅、胡銘、渠陽、錢栩蘭、肖詩穎、李敏
引言
偵探推理小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愛倫·坡被認為是偵探小說的鼻祖；到20世紀初，偵探小說迎來了黃金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是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而日本動漫《名偵探柯南》也與經典偵探小說有著歷史和淵源聯繫。中國早期的推理小説可表現爲明清時期盛行的公案小説，例如《包公案》；清末民初也掀起了翻譯西方偵探小說的浪潮；程小青是中國現代偵探小説的「第一人」，他的《霍桑探案》標誌著西方偵探小說這顆種子終於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再將目光轉向當代香港，陳浩基算得上是香江推理文壇的一位新秀，他的作品不僅著眼於「本格派」的推理解謎過程，同時具有「社會派」的特徵，將更多的筆墨付諸於場景設計和人物對白的香港風情, 以及對香港社會弊病的鞭笞、對都市大時代洪流中個體命運的思考上。
在陳浩基的小說中，「邊緣人」佔據了重要的位置。「邊緣人」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提出，他認為，邊緣人「是對兩個社會群體參與都不完全的，處於群體之間的人。」邊緣人往往找不到認可感和歸屬感，他們多出現於時代變革之際，無法割裂從前的身份和習慣，也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和要求，因而在心理行為上表現出緊張、失落和特立、反叛的屬性。之後，「邊緣人」這一概念不斷擴大。一般認為，「邊緣人」是被排除在社會中心之外，和主流人物不同的少數弱勢群體。陳浩基小說中的「邊緣人」數量眾多，社會角色各異，尤其在他的新作《隱蔽嫌疑人》中，他們或是殞落的少年之魂，忍受著家庭殘缺以及校園霸凌之苦；或是凋零的青春之花，為生存和金錢販賣自己的肉體與靈魂；或是嗜血為生的古惑仔，隨時面臨牢獄之災或橫死街頭的命運。但陳浩基小說的「邊緣人」不僅僅是這些社會標籤下的「扁平人物」，他們所處的社會背景形成小說中的敘事結構，他們的特性更是在構建謎題與解決謎題的敘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隨著一個個謎題的構建與解決，作者也將讀者帶入到了香港「邊緣人」的倫理困境，並以此進行深層次地探討。
一、「邊緣人」视角下的侦探小说：社会背景与叙事构建的交互作用
小說的敘述方式、結構和內容，被稱之為敘事建構。而社會現實，是小說中不可或缺的背景素材。敘事建構是社會現實的反映和解讀，而社會現實影響著敘事建構的設定，也幫助塑造了敘事的邏輯和方式。在陳浩基的小說中，常常出現一種共識社會，即概念意義上的「陌生化社會」。所謂「陌生化社會」，可以用於形容一個充滿疏離感、不確定性和異質性的社會環境。在這個社會中，人的存在和交流變得淡漠，人際中出現更多的「孤立性」。而這樣的社會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邊緣人」的身份孤獨感。
陳浩基偵探小說中的社會，充滿了矛盾與對立。這是一種靜態的敘事情境。黑格爾將敘事情境理解為「在藝術作品中，必須體現為一種具體的、可感的、現實的生活環境」。而偵探小說裡背景的這種特點正是「陌生化社會」的一種真實再現。一方面，香港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地豐富了香港市民的物質生活，而這樣迅速的轉變也帶來了人思維方式、生活態度的異化；另一方面，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社會秩序日益變得緊湊，社會化分工由鬆散走向細緻，這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以一種分割的緊密感發生，人在專業化的領域內深耕，難以跨出現有環境而擁有更多的交集。此外，現代社會的生存壓力迫使社會人都處於一種競爭中，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逐漸減少甚至喪失，這一定程度上也成為了導致社會「陌生化」、「低信任度」的一個直接因素。
這些也就是陳浩基偵探小說中人際環境、文化氛圍的來源，幫助塑造了敘事中的整個背景框架、人物設定。社會背景對小說中的人物行動直接構成關聯，從而，靜態的場景之下更加凸顯出這些身處「邊緣」的人物之必要。
通常情況下，小說中營造出來的一种基调，網網都與人物的形象呈現與情節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再現香港當時的社會环境，為陳浩基偵探小說中「邊緣人」角色的命運奠定了一種與時代相互現的的基础。它超出了地理学的範疇，含義容量擴大。
在《隱蔽嫌疑人》中，許友一作為一位員警，始終堅守正義，不放棄對真相的追求。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也經常感受到關係的疏離與生存的困境。在整個調查過程中，社會對於員警職業的誤解也通過遇到的阻礙而體現。「警民」關係的對立，「正義」與「冷漠」，這樣的一種對立也從另一個角度為讀者展現了特殊的本不該被「邊緣」的「邊緣人」形象，即員警自我本身。在相互割裂、自我抽身的社會環境中，所有的真誠和堅守就顯得尤為荒唐。在這些他經手處理的案件中，儘管受害者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不公，但周圍的人卻往往選擇保持沉默或視而不見。 在整個敘事中的「冷漠空間」構建裡，用「邊緣人」的「正義」行動反叛進行鮮明對比，靜態性的場景加劇了情節發展的空間性，調節敘述節奏，讓讀者對「陌生人社會」中的道德困境有了更直觀的感受。
「陌生化社會」的營造，突破了字面上空間的局限，進而影響到時間範疇。陳浩基在小說中常常採用倒敘、插敘等手法，打破時間線性的限制，將過去與現在、回憶與現實交織在一起，形成特殊的一種敘事時空。這種時間上的非線性敘事與空間上的多層次描寫相結合，在跳躍而非連續性的敘事表達中，需要極強的客觀視角進行鋪排。而陳浩基偵小說在鋪排社會背景時的這一種不同於其他小說的、強烈的「社會寫實性」，看似是一種「空白」敘述，沒有行動的發生，極其「客觀」，但實際上這樣的塑造模式是受到了其真實生活空間的影響。「客觀」本身就是一種「冷」敘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讓作品形成了獨特的敘事結構。
二、「邊緣人」在构建谜题與解謎中的叙事功能
《隱蔽嫌疑人》中的「邊緣人」除了構成人物形象豐富小說情節和主題外，還兼具另一重作用—即作為推理敘事手段的一部分，將「邊緣人」置於小說主線謎題破解的關鍵和中心，使小說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一）隱青標籤下的房间
陳浩基作品中「邊緣人」的住所常常具有邊緣的特徵，加斯东·巴什拉在《詩學的空間》中說：「巴黎没有家宅。大城市的居民们住在层层叠叠的盒子里。」香港和巴黎相比住宅密度更甚，眾多居民蝸居在狹小的「盒子」中，而「邊緣人」他們聚居於公共房屋和低收入社區，居住環境狹小逼仄，如《網內人》周雅怡一家先是居住於土瓜灣一棟舊小區，後搬到輪候多時的公屋——觀塘樂華邨奐華樓，又因家庭屢遭變故，不符合政策要求，再次被要求搬遷到不足二十平米的單人公屋，這些地方往往成為命案發生的地點，有些人物甚至居無定所，长时间栖息在网吧或其他临时性居所。《隱蔽嫌疑人》這部新作中，死者謝柏宸的居住環境大大改善，「房間約有一百五十平方呎，以香港的房子標準來說是一個諾大的臥室」，正是這間「隱青」的「諾大的房間」，成為為讀者創造謎題和解密的關鍵。
這間「隱青」的「諾大的房間」隱藏著三個命案。首先是燒炭自殺的「謝柏宸」，他悄無聲息地在床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關於死者的身份，製造謎題者利用這間房間的佈置給了辦案著和讀者直觀的答案，「四周堆滿雜物，一個個瓦楞紙箱和垃圾膠袋在桌子、衣櫥、睡衣、書架之間，可供走動的空間不多。牆上貼著動畫和電玩角色的海報，凌亂的電腦桌上還放著不少遊戲相關的人形玩偶和擺設」、「瓦楞紙裡放著的泡麵和乾糧、電腦桌的小冰箱，還有那些由寶寶特瓶、啤酒罐和零食包裝堆成的垃圾堆」，符合大眾對於「宅男」、「隱青」的印象,也印證了死者在家繭居二十年的生活狀態。詭異之處是，衣櫥裡裡藏著二十幾個圓柱形玻璃瓶，瓶子裡放著是人類的殘肢和器官。衣櫥是藏物之處，經常封存和隐藏着人們的秘密。所以，此處藏著屍體。在偵探小說或者以犯罪題材的電影中並不讓人驚訝，變態殺人犯總是喜愛將殘忍殺害的屍體收藏與地下室（地窖）或者櫃子當中，电影《美国精神病人》中，主人公帕特里克·贝特曼多次残忍杀害受害者并处理尸体，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尸体曾被放置在家中的衣柜里，這類空間都有相同的特性——封闭、私密、压抑，常常与隐藏、秘密、压抑和禁忌有关，暗示内在的恐惧、罪恶、或者未解开的秘密，和大眾所認為的邊緣人的精神狀態不謀而合。作者利用房间的布置以及櫃子的隱喻，將死者和櫃子裡的屍體从现实和心理层面紧密聯繫起來，並且成功給二者構成殺人兇手和被害者的關係。
製造謎題中的「房間」，在解題中同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丹青樓上的這套房子雖然沒有閣樓或者地窖，只是嘈雜海洋裡的一個人為的，機械的「盒子」，對於謝柏宸在心理作用上來說卻更接近於加斯東·巴什拉對家宅的闡釋。謝柏宸母親受自己弟弟引誘苟且於富商，懷孕後被拋棄，謝柏宸此時面臨變成無家可歸的孤兒，爺爺站出來收留了他們，這套諧音單親樓的丹青樓對於謝柏宸來說是他「夢的搖籃」，是他在家庭破裂、校園生存環境惡劣、遭受親戚算計的多重生存困境下的「心安之所」，正是這個庇護之處給予他力量。這套房子放到香港的樓市當中，同樣價值不菲，「丹青樓是舊樓，單位價錢比市值略低，但畢竟空間寬敞，今天至少可以賣出個七、八百萬」，謝昭虎一直垂涎於房子的經濟價值，哄騙爺爺和姐姐賣掉房子，以助力自己的事業，當爺爺去世後要將房子過繼給孫子謝柏宸，並且與此同時，謝柏虎被裁員，事業岌岌可危，甚至只能委身於舞女的公屋中，二者的矛盾達到巔峰，成為闞致遠向許友一指認謝昭虎的有利證據。而對於阿窒來說，房子是他的「殼」，外邊是嘈雜的如海洋般的都市，到處都可能潛藏危險，像是奪走自己父親生命的大火這樣的災難隨時可以發生。他像軟體動物般蝸居在闞致遠的小屋，以一種封閉的姿態生活著。阿窒正是「回到自己的殼裏」的生物準備著「一次外出」，生物似乎通過把自己保存在不動的殼裏而預備著它的短暫爆發，最激烈的衝破牢籠開始於受壓迫的生物。這類意象常指死人復活或者沈默的人突然開口說話，這間房間此時暗示著讀者謎底。
突顯階級矛盾以及「邊緣人」生存狀態的電影《寄生蟲》，設置了一個垂直性的空間，將不同階層的人的居住空間明顯分為地上空間、半地下空間和地下空間，近乎殘忍地展現出被主流排斥的各階層的人的生存狀態。但是在《隱蔽嫌疑人》中，陈浩基設置了一個並列空間，「闞兩戶的裝潢如何不同。雖然房子格局是鏡像對照，謝家的傢俱、裝飾給人一種雜亂陳舊的感覺，深色的木桌、廉價的組合櫃、廚房入口旁架子上的祖先靈位，加上室內採光不足，突顯了丹青樓多年歷史的古舊感。然而闞家的設計卻很現代化，雖然不像有找室內設計師改裝，但簡樸的傢俱、整齊的擺設、以海報點綴的客廳空間都予人「戶主很有品味」的印象。」兩個緊密的並列空間給這件奇異的案件的發生以及「易容術」的實施提供了可能性。兩個空間一冷一暖，一個古舊一個現代，一個雜亂無序，一個愜意舒適。這實實在在反映了闞致遠與謝博宸的境況，闞致遠和謝柏宸是同班同學，又是鄰居，但是闞致遠從小就是佼佼者，被老師誇獎，利用才智拯救被校園霸凌的同學，長大考入醫學院，即將會擁有一個體面的社會身份，而謝柏宸卻從小平平無奇，是校霸欺負的對象，長大後也並無什麼耀眼的成就。但兩個空間卻緊緊相接，互呈鏡像，其中暗含著共存中的张力与互动。闞致遠願意停下腳步，收留阿窒以及罹患絕症的謝柏宸，這些人自殺之後，他為抓捕背後的真正兇手和警方周旋，他的房子構建了一個理想空間，給予「邊緣人」一個身體和心靈的棲息之所。
作者還利用的「邊緣人」的房間封閉性特徵及其隱喻成功創造謎題，誤導讀者，與此同時，作者又利用房屋對不同人物的不同意味，給予警察和讀者線索。
（二）身份缺失下的「易容術」
在《隱蔽嫌疑人》的最後一重反轉中，警官許友一吃驚發現，真正的謝柏宸早在十幾年前離世，而那個繼續生活十餘年，並在近期燒炭自殺的謝柏宸，竟是由闞致遠和阿窒兩人喬裝假扮，這裏便應用了「易容術」。
「易容術」是指改變容貌，進而改變身份，裝扮作他者的技巧。偽裝一直是西方文學創作的傳統手法，而易容作為偽裝的一個種類，早在《荷馬史詩》奧德修斯裝扮成乞丐瞞妻懲惡的情節中便有所體現，並為後世作家所仿寫，例如莎翁筆下眾多女扮男裝的侍童：《皆大歡喜》中的羅瑟琳、《第十二夜》中的薇奧拉和《辛白林》中的伊摩琴，《簡·愛》中為深入瞭解簡·愛並引起其注意而裝扮成吉普賽女郎的羅切斯特等，這種易容偽裝帶來的身份錯置往往能夠帶來情節的突轉，產生一種讀者意想不到的效果。隨著現代都市的發展，大城市的人口爆炸、人員密集、人流湧動與複雜的陌生人社會關係成為了現代犯罪得以潛滋暗長的土壤，以暴力、犯罪和死亡為特色的偵探小說便應運而生。偵探小說以尋找兇手為核心情節，為了增加故事的可讀性，作者往往會不斷反轉劇情以達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易容術這種能夠使情節突傳的技巧便被廣為應用，從福爾摩斯到怪盜基德，偵探與其對手之間的「易容換裝」大賽從未停止。在《隐蔽嫌疑人》中，易容術帶來的身份混亂、情節反轉的作用就尤為明顯，在小說開端，謝柏宸的隱青形象就已經先入為主，小說的第三重敘事即「小說的節選」很容易被讀者視為謝柏宸孤僻性格形成的注腳，情節因而增加了大量的疑問和矛盾，比如「為什麼他在小說中被成為白」「他是怎麼和關係良好的舅舅鬧翻的？」「為什麼對愛情不信任的他會與L女孩戀愛？」「那個L女孩最後怎麼了」這些矛盾疑問恰到好處地更加了故事的懸念，小說情節顯得跌宕起伏。待到小說最後懸念解開，因易容而形成的身份混亂得以糾正，讀者這才恍然，原來第三重敘事寫的是阿窒。這種技巧使得故事情節既在情理之中，又能出人意料。
導致「易容術」在偵探小說中的濫用一直以來就廣受詬病。 1927 年陳景新在《小說學》中就對偵探小說過度依仗和濫用「易容術」提出了質疑和批評：「用化妝術的偵探小說固屬無賴的作品。因為出於偵探化妝或使用他種手段不過是描寫人智幼稚的反照，並不算是名家。」近幾年來，隨著現代科學的普及，易容術更是被視為一種作偽的奇異手段。對此，學者戰玉冰指出：「相較於一種偵探小說的科學手段而言，「易容術」更像是都市「匿名性」的象徵性表達和浪漫化想像。」在《隱蔽嫌疑人》中，作者竭力描摹了香港作為現代化都市的特徵，人口數量龐大、人員流動頻繁、生活節奏極快，人們身份的多重性導致了人與人之間彼此瞭解的片面性與認知的破碎性。「邊緣人」作為個體，往往自動或被動社會生存環境、親緣關係、人際社會之間出現斷裂，使得自我與社會疏離、隔膜，被擠退到社會的邊緣。在這樣的本就彼此認知片面化、破碎化的社會中，「邊緣人」的身份極度缺失，因而，對於謝柏宸，老闆不明白他辭職的原因和之後的去處，同事和鄰居與他關係淡漠，互不往來，至交好友要通過遊戲裏的聊天才能與他取得聯繫，就連與他血緣至親的母親，也保持著一定的空間距離，絕不會隨意踏入他的房間。這些都市典型特徵帶來的除了謝柏宸的孤寂體驗以外，還有人們對謝柏宸性格和經歷的無知，這使得她們只能依賴於長髮、滿嘴髭鬢、左眼下有顆淚痣的這種明顯的外貌特徵來判斷謝柏宸的身份，而這種對淺顯的表層特徵的關注更使得闞致遠和阿窒的易容順理成章，「易容術」借著香港社會中「邊緣人」的特徵自然而然地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