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屆「紅樓夢獎」首獎獲獎作品及評委看該獎項審美取向
彙報人：陳苑盈 範皓天 王堃汐 崔燦 鄭健捷 江語涵 楊旭Narsap İdil
引言
「紅樓夢獎」，全名「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是於香港本土設立的長篇小說獎項，二〇〇五年，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獲得匯奇化學有限公司董事長贊助，創辦了全港首個給予全球所有華文作家參加的長篇小說獎；時間來到二〇〇八年，董事長張大朋先生再次捐款千萬港幣支持獎項的舉辦，「紅樓夢獎」得以長期發展，許多我們熟知的作家如莫言、閻連科、黃碧雲都曾獲得此獎。「紅樓夢獎」設首獎一名，以及其餘獎項如「入圍推薦獎」等，在本篇彙報中，我們重點選用首獎的獲獎作品加以歸類與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二：1.首獎獎金為三十萬港幣，在整個「紅樓夢獎」中占比最高，一定程度上更能體現「紅樓夢獎」的整體審美取向。2.從獎項的數量上看，兼顧首獎與其他獎項的工作量過於龐大，脈絡冗雜，幹擾因素太多，不具備同時分析的可行性。
作為一個宗旨是「提升華文長篇小說創作水準」以及「推動二十一世紀華文長篇小說創作」的獎項，「紅樓夢獎」必然有其特殊性與不可替代性，而不僅僅是展示獲獎作品的平臺。在最新一屆（第十屆）的籌備工作委員會中，曾繁裕博士的名字赫然在列，他曾在採訪中說到：「我覺得很多時候在香港從事藝術，都缺乏了中間的一個階梯，其實大眾很難一開始便走進一個很高的階梯……」那麼對於「紅樓夢獎」來說，其天然與大眾存在著隔閡，讀者大多只關注獲獎作品本身，至於所獲的獎項是什麼，其實並沒有特別關心，而這樣便不能體現出「文學獎文學」之「文學獎」的特殊性。因而，本篇彙報旨在搭建一個大眾到「紅樓夢獎」的階梯，通過剖析歷屆獲獎作品並進行歸納總結，來使大眾認識「紅樓夢獎」，瞭解紅樓夢獎，從文學進入文學獎，從文學獎進入文學。
第一章 獲獎作品的共性特徵
在歷屆「紅樓夢獎」的獲獎作品中，不同作家的創作在主題、表現形式與文化價值等方面各有千秋。然而，深入分析這些首獎作品，可以發現它們在某些特質上體現出明顯的共性。這些共性不僅反映了「紅樓夢獎」評審的審美取向與文學標準，也展現了這些作品對華文文學創作的貢獻與啟發意義。接下來就是這些獲獎作品的共同特點分析。
第一節 歷史和時代的書寫
歷史一詞借用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的界定，「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為歷史」。這10部獲獎作品涵蓋了20世紀在內的前後一百多年華人社會大部分重要歷史事件，且多有相當大的時間跨度。在歷史的敘述之下，這些作品有兩個比較共性的寫作手法。
第一點是在反映歷史和時代時，獲獎作品多以家族或個人為敘事核心，因此這些作品大都呈現為「以小搏大」、以「小敘述」建構「大歷史」，即通過一個家族的興衰或個人的成長經歷，於人性的細小幽微處或歷史的褶縫處來「重述」歷史。
首先是從家族的視角出發的：比如第一屆首獎賈平凹《秦腔》以賈平凹的故鄉陝西丹鳳縣棣花街為原型，通過描述清風街一個大戶人家近二十年的變化和陝西地方戲曲「秦腔」的沒落，寫出當代中國鄉土文化的瓦解，以及民間倫理、經濟關係的劇變。第四屆王安憶《天香》敘述了上海申氏家族由盛轉衰的故事，以及在這個家族興衰的歷史中申家女性創造出的「顧繡」神話。以天香園繡的誕生和普及民間的故事為主線，中間夾雜了許多真實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生動地再現了從晚明到清初上海資本主義萌芽和江南地區社會生活的歷史。
其次是以個人成長經歷切入的：第二屆莫言《生死疲勞》通過被冤殺的地主經歷六道輪回的不同動物的眼睛，觀照並體味20世紀50年代至21世紀初這半個世紀以來中國鄉村社會龐雜喧嘩、充滿苦難的蛻變歷史，展現了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全書不乏傳統民間說唱文學的世故，也多有對歷史暴力與荒誕的省思。第五屆黃碧雲《烈佬傳》描繪阿難等「邊緣人物」的命運，通過個人的創傷表露，反映了香港社會的變遷和底層人民的艱辛生活，指向了香港這座城市的歷史創傷與身份認同的缺失。
第二點是在寫作中呈現出「歷史的空間化」，即以某具體空間來呈現、折射、濃縮或隱喻某歷史事件或歷史變遷。第三屆駱以軍《西夏旅館》直接以「旅館」命名，以一座頹廢怪誕的旅館作為空間符號，講述了關於創傷與救贖、離散與追尋的傳奇故事。《西夏旅館》中關於西夏王朝的流亡、邊緣地位和最後的毀滅的結局隱喻了臺灣「外省第二代」的歷史、命運和身份認同，以及外省族群終將滅絕的可能。第九屆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以1945年三叉山事件為背景，講述了二戰日本投降後美國軍機在臺灣山區墜毀，布農族少年哈魯牧特前往深山救援的故事。通過布農族部落、三叉山等具體地理空間，將二戰後複雜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衝突具象化，使哈魯牧特的成長在特定空間集中呈現，同時展現了族群在地理與歷史雙重壓迫中的掙紮與復興。第十屆葛亮《燕食記》中，粵港地區不僅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更是歷史發展變化的「空間」。通過描寫粵菜傳承創新、茶樓變遷等，具體集中地展示了這片土地所承載的百年間的歷史文化流變。書中不僅描繪了粵菜與港式茶餐廳的演變，還通過食物串聯重大歷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等。還有莫言《生死疲勞》高密東北鄉的西門屯，王安憶《天香》中的天香園，劉慶《唇典》中以白瓦鎮為中心展現了滿族烏拉雅人的歷史等，這些或大或小的空間，既有寫實的時空背景中的「空間背景」，也有後現代空間理論中的「異質空間」、「再現空間」。在新空間理論的論述中，空間跟歷史一樣，不是靜態的、自然的現象，而是持續或間斷的建構變動，既是社會文化的產物也是社會文化實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向度。這些作品從有賴於我們個人或集體的更大的「空間」，共時性地呈現了不同區域、不同文學場域中的華人為我們或熟悉或陌生的「大事」與「小事」，而這也正是「紅樓夢獎」于其它華文文學獎的獨特之處。
作家的歷史書寫不僅僅是出於責任感和使命感，召喚記憶，抵抗遺忘，還要通過書寫重建歷史，「鑒古而知今」。
第二節 暴力及創傷書寫
約翰·加爾通將暴力敘事定義為「直接暴力」（殺戮、殘害、肉體折磨）、「結構性暴力」（剝削、滲透、分裂、排斥）及「文化暴力」（為上述暴力辯護、使之合理化的部分）。
創傷在當代多指人對自然災難和戰爭、種族大屠殺、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應，導致受創主體產生非常態情感，使受創主體無力建構正常的個體和集體文化身份。創傷源於現代性暴力，是現代文明暴力本質的徵兆。
紅樓夢獎首獎作品中多有涉及暴力及創傷書寫。《烈佬傳》通過描繪黑幫鬥爭、毒品交易、暴力衝突等場景，刻畫了主角阿難作為社會邊緣人的個人創傷與心理陰霾。自幼離家，涉足黑道，經歷賭博、吸毒、販毒，反復入獄，阿難的故事映射出邊緣人群在暴力陰影下的生存狀態。
集體創傷多於民族災難相關聯，《唇典》裏書寫了現代戰爭對原始薩滿文明的衝擊，以及現代文明對滿族烏拉雅人的民族歷史、神性人性和風俗民情的破壞和異化。在抗日戰爭、建立「偽滿洲國」、國共內戰等現代性暴力的展演下，精神靈魂的原鄉已成荒地，人們靈魂麻木、瘡痍，展現出文明沒落的民族創傷與集體創傷。《西夏旅館》以傷害為核心，涉及殺妻、暴力屠殺、父子相殘、屍骸等意象以及充斥著大量暴力、血腥的敘述。傷害的原因是遺棄，文中故事形成了一條傷害的鎖鏈、遺棄的環鏈，以此隱喻臺灣「外省二代」 歷史、命運，隱含了外省族群終將滅絕的可能。
《野豬渡河》聚焦戰爭暴力與創傷，描寫了日軍喪失人性的殘暴行徑，如殺戮、殘肢、刨屍等，帶著濃重血腥和暴力的文字直觀呈現了日本殖民給馬來華人帶來的肉體與心靈的雙重毀滅，突顯出受害者受到的身體、心理、民族、代際歷史創傷。《成為真正的人》布農族青年哈魯牧特因好友在美軍空襲中喪生而產生仇恨，後在救援美軍飛行員過程中經歷內心掙紮與救贖。作者還通過細膩的心理描寫將個人的痛苦與民族的記憶相結合，展現布農族在戰爭與歷史壓迫下的生存困境與文化復興。作品不僅反映了創傷的持續性，更探討了如何通過救贖與和解實現個體與群體的重生。
除此之外，賈平凹《秦腔》及莫言《生死疲勞》中也包含暴力及創傷書寫，首獎作品展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類面對暴力與創傷時的複雜情感與生存狀態。
第三節 魔幻現實主義表現形式
魔幻現實主義文學是20世紀中葉在拉丁美洲興起的一種文學流派，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魔幻現實主義的主要特點是運用誇張、象徵等魔幻的表現手法、非綫性的敘事結構。內容上紮根於現實社會，同時加入神奇、魔幻的元素，如神話傳說、超自然現象、夢境等。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是變幻想為現實而不失其真實，作品最終的目的是反映現實社會。紅樓夢獎歷屆首獎中有許多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的作品。
其中，有通過夢境的魔幻手法展現現實的如第三屆首獎駱以軍的《西夏旅館》、第六屆首獎閆連科的《日熄》和第七届首獎《唇典》，三部作品都描寫了奇幻怪誕的夢。其中《日熄》講述的是伏牛山脈皋田鎮發生的一次集體夢遊事件，日常被壓抑的欲望和人性中的惡通過夢境被釋放出來，閆連科借魔幻誇張的夢遊事件挖掘人性、諷刺現實。「紅樓夢獎」決審委員會主席鐘玲曾評價說：「《日熄》在對人性深刻的描寫上，在對心理層次的處理上，在善與惡的對峙上，寫得驚心動魄，是一部富魔幻色彩的、意義深刻的小說。」駱以軍的《西夏旅館》是在西夏與旅館故事兩條夢境線索中展開，將施暴殺妻、集體無意識性愛場面和神諭等夢境內容融合，在魔幻的意識流敘事和各種意象中反映作者對現實身份認同與追尋的思考。《唇典》描繪了一部東北薩滿教的民族文化史，小說中描寫了大量頗為巧妙奇異的夢境,配合著薩滿文化的é有靈û論,再加上敘述者滿鬥é貓眼û的奇特設定,讓小說超越了原本的歷史和現實,與自然、神靈、鬼魅發生連接、進行對話,或拓展出更廣闊的敘述時空,或傳達著深警的理性反思。
此外，也有結合中國魔幻元素的作品如第二屆首獎莫言的《生死疲勞》，用「六道輪回」的魔幻元素並借鋻古典小説的章回體敘事模式揭露和批判了歷史的荒誕和人性的醜惡。非綫性敘事、典型意向和隱喻等手法主要體現於第八屆首獎張貴興的《野豬渡河》中，小説以婆羅洲上的南洋長須野豬為主要意象，同時運用大番鵲的哭啼、猴子偷走女妖面具等獨屬於雨林世界的奇特借喻和轉喻，採用順敘、倒敘、插敘雜糅的非綫性敘事，描寫了婆羅洲華人的抗戰史，揭露了現實戰爭的暴力和殘酷，展現了被侵略民族的抗爭。
第四節 地域性書寫
「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裡，由生活在某一個具體特定地域裡的人們，由於地理環境、歷史傳承、社會制度以及民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多種因素互相影響而共同創造形成的一種文化形態，地域文化具有著鮮明的地域特徵，是地域之間互相區別的文化類型。」因此地域文化對作家的文學創作具有深遠和多方面的影響。「它影響、制約和規定著不同地域和文化裡作家們的氣質、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和他們作品的藝術風格、表現手法。」回望歷屆獲獎作品，我們發現這些作品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對個體經驗以及地域文化進行反觀後，通過對地域景觀、民俗文化、地方語言的呈現，創造出的別具一格的精神地理空間。
「紅樓夢」文學獎的獲獎作者來自世界各地，他們筆下有充滿南洋氣息的熱帶雨林、詩情畫意的江南風景、香港、嶺南的城市風貌以及陝南的鄉土風情，而這些區別於其他作品的特點來自于作家對地域景觀的描寫。地域景觀能夠最直觀的體現出地域特徵，不同地域的景觀往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點。在《天香》中，「天香園」的樓閣迤邐，精巧細緻體現了江南園林的建築景觀和江南文人的雅趣；在《野豬渡河》中，作者聚焦于馬來西亞的一個小村子，此地為熱帶雨林氣候，植被茂密，周邊多河流，常有野豬、鱷魚等出沒，這樣的氣候環境形成了他們獨特的房屋建築——高腳屋。在《燕食記》中，作家細緻刻畫了「太史第」這座宅邸，展現了大戶人家的建築特色和傳統嶺南建築的風格。這些地域景觀是得獎作者地域書寫的外在呈現，對其生長於斯地區的細緻描繪也體現出作家們對本地區深刻的瞭解與深沉的熱愛。
相對于地域景觀來說，民俗文化更能體現一個地域的歷史積澱和文化精神。「民俗文化作為物態文化與觀念文化的載體，它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域在長期歷史積澱過程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態，深深植根於特定地域人們的思維意識中。」因此，民俗文化書寫是獲獎作者展現當地風土民情的重要元素。關於飲食民俗文化的書寫，《燕食記》體現的最為明顯，小說展現了嶺南地區的茶樓文化以及嶺南美食的製作工序，體現了嶺南飲食文化的精緻與講究。除此之外還有社會民俗文化的書寫，包括人生禮儀、節慶典禮等。在《天香》中，王安憶多次描寫婚俗禮儀，其中沈希昭與申潛之的婚禮是按杭俗操辦的，保留了許多古代「六禮」的程式，體現了江南婚俗的特點。《秦腔》中的喪葬儀式程式繁瑣且嚴格，並且將秦腔融入到儀式之中，傳達了陝南地區特有的民族風味。
「任何地域色彩、風土人情都首先必須是語言的，或者說必須通過語言來呈露。」得獎作品無論是對地域景觀的描繪，還是對民俗文化的呈現，都是通過語言這個載體實現的。「語言反映著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對於長期生活在當地的得獎作家們來說，在文學創造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受當地語言和環境的影響。《天香》的語言細緻綿密、典雅詩意充分體現了江南地區雅致細膩的文化品格。《野豬渡河》中大量使用了南洋原始叢林中的自然意象，如野豬、鱷魚、棕櫚樹等，呈現出了馬來西亞獨特的地域風貌。除此之外，作家也會為了體現地域特色而選則用方言來呈現文學內容。《烈佬傳》和《燕食記》都將粵語融入到小說敘事之中，《烈佬傳》結合了粵語和書面語，將粵語口語提煉為文學語言，保留了烈佬們的原始語調。《燕食記》大量使用粵語方言，如「靚」「歎茶」等，還有「食得鹹魚抵得渴」這樣的俗語，展現了粵港人的生活智慧，讓讀者體會到地方文化的真實感。《秦腔》中大量使用了關中方言，使其具有了質樸的鄉土氣息。
第二章 評委特點與審美傾向
文學獎評委的審美取向，作為文學獎評選中的重要影響因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紅樓夢獎評選中，籌委會於每年年初接受提名，後由初選委員挑選六本入圍作品，最後由世界著名文學專家、評論家及作家組成決審委員會選出首獎作品。根據歷年參與評審的評委名單統計可以发现以下特點：
身份角色多樣。評委有文學專家、評論家及作者三種不同身份，且由香港、臺灣、大陸及海外文學領域著名學者組成。不同系統的文學訓練背景，让评委们能從多角度進行文學批評，具備廣闊的國際化視野。
研究領域垂直。評委專家多為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研究的集大成者。王德威教授和鐘玲教授都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就讀比較文學博士，長於跨文化領域研究。陳思教授于復旦畢業後留校任教，對中國二十世紀文學有深入的研究，提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整體觀等概念。黃子平教授在北大時期與錢理群、陳平原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與陳思和教授的中國現當代文學觀不謀而合，具有重要轉折意義。陳義芝教授是資深編輯，作為臺灣著名詩人、散文家，長於不同類型文章的品鑒。
历经时代变革。從評委的生平來看，既有20世紀初期的聶華苓、劉紹銘、周英雄、司馬中原與鄭樹森，也有20世紀中後期的顏純鉤、王堯、須文蔚，及國外學者白睿文與羅鵬。作家評委也大多出生於20世紀中後期。由此可見，評委生平中大多經歷過戰爭時期、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及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時期。相似的歷史背景與不同的人生體驗，能讓評委以豐富的閱歷品讀作品，也或多或少影響著評委的文學審美取向。
結合首獎作品可以發現，其共性特點正與評委特點及評委審美取向相呼應。首獎作品中對大的歷史與時代變遷的書寫，對戰爭期間帶來的暴力與創傷的書寫，對1978年後拉丁美文學中魔幻現實主義模仿的書寫，以及對不同成長環境中如東北高密、江南上海、嶺南香港、臺灣部落的地域性書寫，都成為紅樓夢獎評選的重要標誌。
評委的審美取向決定了哪些作品獲得最後的認可和榮譽，也影響著文學創作的發展和公眾閱讀的偏好，還能反映出特定時代或文化背景下的價值觀和審美趨勢。評委會通過對文學作品藝術成就和文化價值的肯定，塑造文學的典範，推動文學的發展。可见，評委的審美取向作為文學獎評選的指南針，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第三章 總結
「紅樓夢獎」以其獨特的審美視角與價值追求，在華文文學領域熠熠生輝，為文學的傳承、創新與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與堅實支撐。首獎作品在歷史和時代的書寫上，深入挖掘民族記憶的富礦。從家族興衰的細密紋理到個人命運的跌宕沉浮，這些作品宛如一部部鮮活的歷史長卷。《秦腔》里清風街的變遷，不僅是一個村落的榮枯，更是鄉土中國在時代洪流下的深刻轉型，傳統倫理與新興經濟勢力的博弈、民間文化瑰寶「秦腔」的式微，皆為時代足音的生動迴響; 《生死疲勞》借地主的六道輪迴，全景式呈現中國鄉村社會從土改至改革開放的滄桑巨變，歷史的巨集大敘事與個體的細微感知精妙融合，讓每一段歷史進程都飽含人性溫度。「歷史的空間化」策略更是錦上添花，無論是「天香園」的亭臺樓閣、水榭迴廊所承載的江南文化記憶與歷史風雲際會，還是「西夏旅館」的頹敗荒誕所隱喻的族群身份迷失與歷史隱痛，皆將抽象歷史具象於特定空間，賦予作品深邃歷史感與厚重文化內涵，激勵作家珍視民族歷史遺產，以文學為鑰解鎖時代密碼。
暴力及創傷書寫直面人性暗礁與社會瘡疤。《烈佬傳》中黑幫纏鬥、毒品侵蝕下的靈魂掙扎，將邊緣群體的苦難赤裸裸展現，為弱勢群體發聲; 《唇典》里現代戰爭炮火對滿族古老文明的無情碾壓、文化傳承的斷裂，敲響民族文化保護的警鐘; 《野豬渡河》中日軍暴行下馬來華人的泣血哀號，是對戰爭暴行的有力控訴與歷史傷痛的深沉銘記。這些作品以筆為刃剖析暴力根源、以文為藥療愈創傷心靈，喚醒社會正義良知，強化文學社會責任擔當，守護人性尊嚴底線。
幻現實主義表現形式為作品注入靈動奇思。《西夏旅館》《日熄》的夢幻敘事似超現實畫筆，勾勒人性迷宮與現實荒誕百態，釋放潛意識洪流，拓展文學表意邊界; 《生死疲勞》「六道輪迴」架構與《野豬渡河》雨林意象體系，將東方神秘主義與本土文化元素巧妙熔鑄，創新敘事範式、豐富象徵意涵，為華文文學全球傳播嵌入獨特文化標籤，啟迪作家打破創作定式，擁抱多元文化滋養。
地域性書寫是對本土文化的深情戀歌與深耕細作。從《天香》江南園林的婉約靈秀、婚俗禮儀的典雅古樸，到《燕食記》嶺南美食的煙火氤氲、粵語方言的鮮活熱辣; 從《野豬渡河》南洋雨林的野性蓬勃、高腳屋的民俗風情，至《秦腔》關中大地的秦腔豪邁、喪葬儀式的莊嚴肅穆，地域景觀、民俗文化、方言土語共繪斑斕文化地圖。此類書寫啟動地域文化基因庫，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捍衛文化多樣性生態，於全球化浪潮中穩固民族文化根基。
評委團隊以其豐富閱歷、專業素養與多元視角精篩佳作。其國際化視野捕捉全球華文文學動態趨勢，跨文化研究專長挖掘作品深層文化價值，深厚現代與當代文學研究功底甄別藝術品質高下。在時代變遷中沉澱的人生經驗，化作衡量作品現實映照深度與時代精神契合度的精準尺規。評委審美傾向如磁石定向，吸引作家貼近生活、回溯歷史、關注人性、雕琢技藝、弘揚文化，塑造文學經典範本，提升公眾閱讀品味，為華文文學從本土崛起走向世界舞臺鋪就康莊大道。
展望未來，「紅樓夢獎」必將賡續輝煌，持續凝聚全球華文文學力量。在傳承民族文化血脈、吸納世界文學精萃征程中，激勵創作、培育新人、傳播經典，以文學之光燭照人類精神家園，成為全球華文文學不斷攀升、永葆活力的巍峨燈塔，引領華文文學艦隊在世界文學浩渺海洋破浪前行、揚帆致遠，鐫刻不朽文化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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